黄帝问曰：余闻古之治病，惟其移精变气，可祝由而已。今世治病，毒药治其内，针石治其外，或愈或不愈，何也？
岐伯对曰：往古人居禽兽之间，动作以避寒，阴居以避暑，内无眷慕之累，外无伸宦之形，此恬惔之世，邪不能深入也。故毒药不能治其内，针石不能治其外，故可移精祝由而已。当今之世不然，忧患缘其内，苦形伤其外，又失四时之从，逆寒暑之宜，贼风数至，虚邪朝夕，内至五脏骨髓，外伤空窍肌肤，所以小病必甚，大病必死，故祝由不能已也。
帝曰：善。余欲临病人，观死生，决嫌疑，欲知其要，如日月光，可得闻乎？
岐伯曰：色脉者，上帝之所贵也，先师之所传也。上古使僦贷季，理色脉而通神明，合之金木水火土，四时八风六合，不离其常，变化相移，以观其妙，以知其要。欲知其要，则色脉是矣。色以应日，脉以应月，常求其要，则其要也。夫色之变化，以应四时之脉，此上帝之所贵，以合于神明也。所以远死而近生，生道以长，命曰圣王。中古之治病，至而治之，汤液十日，以去八风五痹之病，十日不已，治以草苏草荄之枝，本末为助，标本已得，邪气乃服。暮世之治病也则不然，治不本四时，不知日月，不审逆从，病形已成，乃欲微针治其外，汤液治其内，粗工凶凶，以为可攻，故病未已，新病复起。
帝曰：愿闻要道。
岐伯曰：治之要极，无失色脉，用之不惑，治之大则。逆从到行，标本不得，亡神失国。去故就新，乃得真人。
帝曰：余闻其要于夫子矣，夫子言不离色脉，此余之所知也。
岐伯曰：治之极于一。
帝曰：何谓一？
岐伯曰：一者因得之。
帝曰：奈何？
岐伯曰：闭户塞牗，系之病者，数问其情，以从其意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
帝曰：善。

白话文翻译：

黄帝问道：我听说古代治病，只需通过移精变气，用祝由术就能治好。而现今治病，用药物内服，针石外治，有的能治好，有的治不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岐伯回答：古代的人生活在禽兽之间，通过活动来避寒，住在阴凉处来避暑，内心没有眷恋的牵累，外表没有追求名利的形态，这是一个恬淡无为的时代，邪气不能深入体内。所以药物不能内治，针石不能外治，因此可以通过移精祝由术来治病。而当今时代不同了，人们内心充满忧患，外表劳累受苦，又违背了四季变化的规律，逆反了寒暑的适宜，贼风频繁侵袭，虚邪日夜侵害，邪气内至五脏骨髓，外伤空窍肌肤，所以小病会加重，大病会导致死亡，因此祝由术无法治愈。

黄帝说：好。我想在诊治病人时，能够观察生死，决断疑难，想要掌握其中的关键，像日月一样明亮，能听你讲讲吗？

岐伯说：色脉是上天所重视的，是先师所传授的。上古时代，僦贷季研究色脉，通晓神明，结合金木水火土，四时八风六合，不离其常理，观察其变化，从而掌握其中的奥妙。想要掌握其中的关键，就要研究色脉。色对应日，脉对应月，常求其关键，就是其要义。色的变化，对应四时的脉象，这是上天所重视的，因为它与神明相合。这样就能远离死亡，接近生机，生命得以长久，这就是圣王之道。中古时代治病，等到病发才治疗，用汤液治疗十天，去除八风五痹之病，如果十天还没好，就用草苏草荄的枝叶，本末相辅，标本已得，邪气就会消退。而近世治病则不然，不根据四时，不了解日月，不审察逆从，病情已经形成，才想用微针治其外，汤液治其内，粗工凶凶，以为可以攻治，结果旧病未愈，新病又起。

黄帝说：我想听听治病的要道。

岐伯说：治病的要极，在于不忽视色脉，运用时不迷惑，这是治病的大原则。如果逆从颠倒，标本不得，就会失去神明，亡国灭身。去旧就新，才能成为真人。

黄帝说：我已经从夫子那里听到了要道，夫子所言不离色脉，这是我已知的。

岐伯说：治病的极致在于一。

黄帝问：什么是一？

岐伯说：一就是因得之。

黄帝问：怎么做到？

岐伯说：关上门窗，专心于病人，多次询问其病情，顺从其意愿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

黄帝说：好。

解释：

这段对话主要讨论了古代与现代治病方法的不同，以及治病的核心原则。岐伯认为，古代人们生活简单，内心无牵累，邪气不易侵入，因此可以通过移精变气、祝由术等简单方法治病。而现代人内心忧患，生活劳累，违背自然规律，邪气深入，导致疾病复杂，因此需要更加细致的方法，如药物、针石等。

岐伯强调，治病的核心在于观察色脉，色脉是上天所重视的，与神明相合。通过研究色脉，可以掌握疾病的本质，从而有效地治疗疾病。他还指出，治病的关键在于“一”，即专心致志，深入了解病人的病情和意愿，这样才能达到治病的极致。

这段对话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，强调了观察色脉、顺应自然规律、专心治病的重要性。同时，也反映了古代医家对疾病和治疗的深刻理解。